刚刚毕业的李小姐（Angela Li）为自己成为国有光大银行的一名柜员而感到骄傲——可能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有多激动的事，但这份工作有前途。一年半以后，她申请升职，和她一起提交申请的，还有一个男同事。
他升职了，她没有。
“领导后来找我谈话，”25 岁、头顶梳着发髻的李小姐说道，怔怔地盯着前面。“他说：‘女孩子认真对待工作是好的，但你应该把重点放在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上。’”
于是她辞职了。
“靠能力竞争可以，但靠性别竞争我接受不了，”她说。
中国经常被捧为亚洲女性心目中的典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里，女性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毛泽东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始，政府也努力塑造了男女地位平等的形象。
近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媒体带着赞赏的口吻宣传着“女强人”的故事，意在说明中国女性已经在商界取得了成功。
在中国排名前 300 的企业里，女性在董事会成员中的占比不到 10%
注：除中国数据取自一份 2013 年年报回顾数据之外，其他数据均截至 2014 年 10 月。欧盟数据基于其 28 个成员国中总计排名前 610 的上市企业得出。来源：Catalyst; 欧盟; 纽约时报国际部（中国）
但经济的迅猛增长在为女性创造机会的同时，也让长期被压抑的传统观念得以复兴。越来越多的人说，女人就该待在家里，在一种现代版纳妾文化里有钱的男人爱找小三，而且女性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叫她们趁年轻赶紧结婚。在办公室里，社会主义时代的平均主义已经被公开的性别歧视取代，在有些情况下还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媒体一直在宣传着成功女性的个例，但总地来说，女性在经济领域却没有发展的空间，”中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冯媛说。“女性的地位没有提高，有在些领域还有所降低。”
和男性相比，中国的女性正在劳动力大军中失去地盘，在职业发展阶梯的每一次递进中，她们的比例总是在稳步下降。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劳动力大军中，女性占到 44.7%，但只有 25.1% 的人处于“掌权”的岗位上。
而在公司高层的职位上，她们所占的比例就更低了。
根据《纽约时报》查阅到的企业记录，中国排名前 300 的企业中，女性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足10%。这一比例明显低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企业董事会中女性的占比。而得出这个数字，依据的是对沪深 300 指数（相当于美国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包括的 300 家企业董事会高管情况的调查，这 300 家企业中，涵盖了从矿业到制药业的各个经济领域。
根据能得到的最新数据（即沪深 300 指数企业 2013 年的年报），在沪深 300 指数企业中，126 家企业的董事会中没有女性。
“我们把这称为‘粘胶地板’（即升职无望的低薪阶层，译注），”冯媛说。“玻璃天花板是存在的，但大多数女性甚至都没能离开粘胶地板。”
相比较来看，据旨在提升女性商界地位的非营利性组织 Catalyst 统计，标准普尔 500 指数企业中，女性在董事职位中占到了 19.2%。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在欧洲排名前 610 的企业中，大约 18% 的董事会成员是女性。
尽管全球商界都接受董事会中的女性成员会给公司带来优势这一事实，但在中国商界领袖们中间，这一理念却遭遇了不理解，甚至是厌恶。
格力电气董事会主席董明珠
国有的中国铝业发言人蒋志南（音）说，让女性当董事是“一个高尚的问题”，但他所在的公司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铝业的 8 位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名女性。
东方电气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电机组制造商之一，在其 9 人的董事会中，同样也没有女性。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方电气集团办公室主任张林超说。当被问到公司是否就此话题回答一些问题时，他拒绝了。“这和我们没关系，”他说。
这个问题在国企里尤为明显，在国有企业里，假如政府想改变现状的话，下个命令就能让女性成员进入公司。而事实是，在没有女性做高管的 31 家沪深 300 指数企业中， 30 家是国有企业。
这一数字也和中国政府中极其低的女性最高领导人数量相吻合。
在作为中国权力顶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女性的身影。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25 名成员里，只有两名女性；有望在未来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各省 62 个领导职位中，几乎没有过女性。
中共官方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职责，是代表中国的女性，并保护她们的权利。
实际上，它关注更多的是维持党的控制和传统价值观，而不是提升女性地位和素质。最近，它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贬低了选择推迟结婚的女性。它也是执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几个重要组织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强制流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数次拒绝了请它置评的请求。
董明珠在公司总部和同事交谈
而几位女商人说，那些处在商界顶层的极少数女性，也不会为女性下属做太多事情。
格力电气是一家去年销售额达到225亿美元的空调制造商，其董事会主席董明珠就指责了女性在工作中的糟糕表现。
“女性并没有足够努力，”她有一次在位于珠海的格力总部接受采访时说。“她们太愿意下班找个男人靠着了。”
确实，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假设，那就是女性应该趁早结婚，在有了孩子以后，把重心放在家庭上——这也部分解释了男女职业发展上的悬殊差异。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这件事甚至都很难成为一个议题。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觉得这是个事儿，”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金融和会计学教授芮萌说。“而且她们的意见在中国还不被重视。”
其他人说，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真正的问题远远比任何个人的问题都要大，而且和法律和资源的配置有关，”北京众和律师事务所的性别权利律师鲁小泉（音）说。
中国的宪法里说，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劳动法也禁止进行性别歧视，但鲁律师说，这些法律的措辞都很模糊，而且几乎难以执行。
“中国的法律都没有定义性别歧视，所以你怎么为这种案子辩护呢？”他问道。“这种案子上法庭，是很难很难的。”
公司也不必在招聘广告里注意巧妙用辞。一家监控摄像头的制造商在销售经理的招聘广告中写道：不招女性。一家销售美工刀的公司在招聘人力资源经理的广告中写道：男性，年龄 25 到 35 岁。
董明珠的公司的生产线
在一些案例里，法律自己也支持了性别歧视。法律上讲，女性必须比男性更早退休——一般男性是 60 岁退休，女性是 50 到 55 岁退休——因为法律认为她们应该照顾孩子、病人和老人。
中国家电生产商海尔的董事会里确实有女性，公司称，性别多样性具有商业上的意义。
“女性扮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她们为公司带来了多样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海尔公司副总经理明国珍在传真回复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讲，这能促进更多合理决策、减少风险。”
海尔的两位女性董事可能也更了解公司的顾客。
“女性是最大的顾客群，也掌管着家里的财权，所以女性高管可以更好地照顾女性顾客的看法，”明国珍说。
一些公司并没有进入沪深 300 指数，其中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它们的高层职位中，也有着更多的女性。
这些女性会发现，自己常常身处孤独的前线。
32 岁的傅欣（音）是一名建筑师，她为一家德国公司设计汽车专卖店。她说，在她这一级别里很少见到女性。
“全是男的，”她说。“当客户在机场接我，或者是在专卖店里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望着我身后找老板。”
即使是她遇到的成功女性的态度，也和那些成功男士差不多。
在最近一次到广州出差时，一家新汽车专卖店的老板罕见地是一位女性，她一手搂住傅欣的肩膀表示关心。
“她说：‘你现在应该去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傅欣转述道。“去找个老公。”
自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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