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误以为经济学背后是一堆枯燥的数据，但它实质上是在研究——如何帮助人们生存并保持健康、接受教育，人们如何满足需求，获得富足快乐的人生，以及为什么有些人生活得不幸福。
例如，假设有 2 个巧克力蛋糕和 2 个菠萝蛋糕，刚好够 4 个人每人吃一个，你会如何来分？如果大家都想吃巧克力口味的该怎么办？这不是一道数学题，也不是考验你是否具备谦让的品质，而是看看你会不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懂经济学的人，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选择、对人生的态度会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在经济学家 Niall Kishtainy 的著作《经济学通识课》中，列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小故事，看完这些故事，或许你会更多地了解经济学。
囚徒困境，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两个劫匪因为抢银行被捕，警察的证据不足，但是明白他们至少可以以逃税为由将劫匪定罪。
劫匪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可以招供或拒绝认罪。警察告诉劫匪们，如果他们一个招供而另一个拒不认罪，他们便会将不认罪者视为主犯，并将认罪者当作证人。拒绝认罪者将被判处 20 年监禁，而招供者会被释放。如果二人都拒绝承认抢劫的罪行，他们将会因为逃税被判 4 年监禁。如果二人都认罪，他们将因为抢劫罪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劫匪们会怎么做呢？假设其中一个劫匪认为同伙会认罪的话，拒绝认罪将会导致他被悲惨地关押 20 年，因此他必定会认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他不相信同伙会认罪，他也应该认罪，因为那样他就会得到自由。当两个人都进行了同样的推理后，他们就都会认罪。
参与者们做出对自己最优的回应，但获得的结果却并非对双方是最优的。两个人都不认罪才是更好的，但这却不是均衡：任一劫匪出卖伙伴的结果总是更好的，认罪是因为怀有获释的期望。在囚徒困境中，劫匪采取理性的行动，却获得了更糟糕的结果。
在商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竞争有时合作。博弈论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思考这种复杂性的方法。什么时候人们会倾向于一起合作，什么时候又会激烈竞争？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合作总会面临破裂的风险。
个人利益能否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协调发展？亚当·斯密认为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时，社会才会实现良性运转。人们的友善不是必需的，只要满足自身利益，更多人便会受益。
把足球队与经济来类比。足球队需要教练来管理球员。想想看，教练拉着球员们的手，引导他们到球场的不同区域，后卫在后方，前锋在前场。教练具有引领意义的手可以保证球队表现良好。
但在经济中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没有人会告诉面包师需要烤制多少面包，没有人会告诉酿酒师应该酿造什么类型的酒。他们会基于自己对销量的预测去做决定，社会照此实现良性运转。这里面看起来似乎有一个承担组织作用的手，但当你试图寻找时却无影无踪。为了描述这种情形，斯密创造了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语录：社会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
想象你在吃太妃糖，你喜欢这种糖，在食用的过程中会获得一种满足感，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但是，你吃得越多，所获得的愉悦感将变得不再那么强烈。第 10 块糖带给你的享受远不及第 1 块糖。如果吃了 15 块之后你便会感到厌倦，而第 20 块则完全让你高兴不起来。
新增加的每一块糖所带来的愉悦就是边际效用。「边际」的意思是事物的边缘，太妃糖效用的边际是你最后一块糖的效用。
随着消费品的增加，边际效用是减少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原则不仅用来描述人们的消费行为，还可以阐述企业的行为。如果销售汤匙获得的额外收入（边际收入）高于制作汤匙本身的成本（边际成本），企业便会生产另一种汤匙。随着汤匙产量的增加，每多生产一个汤匙的生产成本便会增加。这是因为，当工厂雇佣更多的工人后，每一个额外工人对产量增长的贡献都要小于最后一个工人。（想象一个工厂只有一个工人，如果多雇佣一个工人，产量将会急剧增长。但如果工厂本身已经有 1000 个工人，额外雇佣一个工人对产量的促进要小得多。）只有当汤匙的价格高到足够抵消高昂的成本时，工厂才会生产大量的汤匙。因此，工厂的供给量和价格高低是成正比的。
假设我有 4 个梨，你有 4 根香蕉，你对梨和香蕉的偏好相同，但是我对香蕉的偏好是梨的两倍。如果我们把手中的梨和香蕉交换，那么我就比原来好了两倍，而你还和原来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交换，经济体的资源就没有得到最优化配置：香蕉原本可以用来增加我的幸福，但却没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香蕉被浪费了。
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就是指所有的交换都完成了。一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就不可能在增加我的福利的情况下，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济体内不应该包含「被浪费」的资源，比如你喜欢的香蕉。
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证实了，如果经济体存在一般均衡，那么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经济学的宝贵的结论。经济学家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第一福利定理」。它的意思是，当经济体处于一般均衡时，就不会有你喜欢的香蕉那样被浪费的资源。而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就是我可以卖掉我的梨，并且用这笔钱购买香蕉，而你可以卖掉你的香蕉，并用这笔钱来购买梨。实际上，上百万的商品都是这样交换的。一旦交易达成，没有人可以获得任何进一步的福利，因为不再存在被浪费的资源。因此，尽管没有人组织，但是经济体中的各种市场就好像是管理良好的学校。其结果是和谐的——人们的欲望获得了平衡，没有什么被浪费。但是，请当心不要被这些话撩拨得太激动。这首先是因为，帕累托最优是有关社会福利的极限概念，它的作用是排除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帕累托最优还引发了很多种结果，其中包括，如果一个富人拥有所有商品，而其他人什么都没有，那么将富人手中的商品转移到其他人手中，会使其他人变得富有，但是会减少富人的财富。尽管我们认为应该如此，但这甚至不会导致帕累托改进。理论上是最优的，但市场导致的结果可能非常不公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曾说过一个「买马理论」：「牵一匹萎靡不振的老马去市场，把一条鳝鱼塞到它的肚子里，它就活泛了。」想要卖出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出售者会耍各种花招来让自己的马匹显得有活力。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糟糕的后果：「市场的一端是骗子，另一端要躲避骗子。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完全崩溃。」
买马理论在阿克洛夫的名篇《柠檬市场》中，衍生为更具现代意义的问题：如何购买一辆二手车？
你从本地经销商手中购买的二手车可能不错，但也可能是废品（一颗「柠檬」），它在汽修厂院子里看起来不错，可一上路，开不了几公里就坏掉了。有些事情在你购买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经销商知道那辆车是不是一颗「柠檬」，但是他永远都会告诉你车辆的状况良好。购买者和销售者愿意以高价转手一辆好车，以低价转手一辆差一些的车。问题在于，购买者并不知道哪辆车状况好，哪辆车状况坏。假设一半的车好，一半的车坏，那么你所购买的车就有一半的可能性是颗「柠檬」。对于这样的车，你不愿意出高价，只愿意出高价和低价的中间价。
但是，好车的拥有者并不愿意以中间价出售自己的车，那样价格会低于其应有的售价，于是他们不会再出售自己的汽车。而另一方面，那些「柠檬」车的拥有者，却愿意出售。
实际上，如果有人想要卖车，就会有这种嫌疑。于是，坏车驱逐了好车。这是市场的失败，因为许多人愿意以高价购买好车。
当重要的特性不被购买者或销售者所知，就会发生逆向选择。此时，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类似二手车买卖的困境是如此普遍，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在人的一生中，你永远都无法回避无情的经济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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